在中國2019世界集郵展覽上，《中國集郵史（1878—2018）》獲得三大獎項。作為主編，我感到獎項背后有我們團隊筑砌集郵史程的一個思考：如何加深歷史厚度和加大歷史分量。

　　首先，在漫長史程中，中國集郵的特色在形成、發(fā)展、彰顯，這個特色是我們深入思考的核心課題。140年歷史有三大節(jié)點：清代直至1911年，民國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直至1949年，還有占史程近半的新中國近70年的集郵新路。歷經(jīng)三個歷史時期，中國集郵特色逐漸顯現(xiàn)。

　　伴隨清代郵票發(fā)行而萌生的集郵行為，幾乎全部湮沒在在華西方郵人集藏中，鮮有中國自立的集郵身影，但這又是對于西方集藏文化的開放性借鑒。此后，才有了1911年前后中國集郵的肇始。以歷史視野看1911年之后的中國集郵，那就是“國人集國郵”。以馬任全、姜治方為代表的一代集郵人以深厚的愛國情懷，以《國郵圖鑒》等研究成就，彰顯出中國集郵的最初特色。

　　1949年之后的新中國集郵雖經(jīng)波折，但承接了早期郵人的傳統(tǒng)，將集郵納入文化軌道，強化了集郵本真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，在新時期、新世紀、新起點、新時代重大階段，中國集郵開始形成中國特色。在這部139萬字的著述中，幾近一半篇幅記述了中國當代集郵進程，從中我們梳理和概括了七個集郵領(lǐng)域的價值取向：組織，要突出作用；活動，要突出提升；交流，要突出影響；郵展，要突出成績；學術(shù)，要突出成果；宣傳，要突出效果；經(jīng)營，要突出助力。

　　筑砌140年集郵歷史，對中國集郵特色的認知是：早期是開放性的汲取與借鑒，中期是國郵情懷的傳布與夯基，近40年則逐步形成中國集郵以組織起來、傳承文化、普及提高為特色的集郵態(tài)勢。對于中國集郵特色的敘說，使得該書有了厚度與分量。

　　其次，與事實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關(guān)聯(lián)的背景會真實地本質(zhì)性地構(gòu)成完整史實。背景的鋪陳，讓史書走向深入和增加分量。

　　時代與社會是大背景。140度春秋，時代與社會給集郵以影響，特別在變革和轉(zhuǎn)折點上影響更大。如辛亥革命前后，國人集郵肇始，那是“西風東漸”獲成之初。而改革開放之后集郵蓬勃發(fā)展，以至顯現(xiàn)大國集郵的喜人態(tài)勢，又是新時代賦予集郵的自信與力量。因此，時代與社會的大背景，成為集郵史實的巨大帷幕。

　　與集郵息息相關(guān)的郵政是“中背景”。集郵要有郵政發(fā)行的郵資票品，還包括郵政戳記簽條以及不同時期的郵路等。郵政元素既是背景，也是一個集藏實體。因此，編纂郵史需要學習和研究郵政相關(guān)資料，從中透看推動集郵前行的郵政背景。郵政使集郵愈具專業(yè)性，集郵使郵政更有親緣性。

　　“小背景”是集郵本身。如國際集郵狀態(tài)是中國集郵發(fā)展的借鑒，國際集郵背景促進了中國集郵發(fā)展。史實的敘述若只囿于事實本身會很單一，集郵背景會使敘述開闊深化。因此，撰寫集郵現(xiàn)象或史實，往往要探究其開闊的集郵背景。

　　再次，遠看歷史才能清晰。這部集郵史截點在2018年，編纂到了離我們最近的昨天。新近信息經(jīng)得起歷史考驗嗎？這需要考量信息的價值。

　　載史之事，必有價值。入史不在于時間久長，而在于價值的有無與程度。如此，我們放下“隔代修史”的“羈絆”，以價值取向，將離我們最近的集郵那些事兒記錄下來、留存下去。比如，2017年中國集郵家博物館建立以及蘇州生肖郵票博物館建立，搭建了集郵歷史上可見的平臺。盡管時段近，卻具有歷史和現(xiàn)實的價值。

　　這部集郵史對于早期時段作的有價值撰述，是那些在時間沖刷下留在今日的史實，其本身就有價值。對于海量信息中愈近的事實，我們于認知中辨析，在選擇中表述。其“砝碼”就是價值認定，這就是歷史厚度所帶來的分量。

　　最后，書寫歷史總要有觀點。此書秉承有史有論原則，對于“遠史”，要有相對科學認知，或結(jié)論或判斷或思考；對于“近史”，要有相對一致的認同，要在記錄中作價值判斷，使之成為史實。該書對于140年史實力求客觀真實表述，并以歷史觀和文化觀表達我們的認識。史中事實有的可結(jié)論，有的只可作出契合事實的判斷，有些則只能記敘不作論說。如此，可思可辯可論的史觀表達，添加了史實價值，使歷史更有分量。

　　期待《中國集郵史（1878—2018）》在中國集郵進程中留下以古鑒今的現(xiàn)實作用。這個歷史足跡，應(yīng)可為日后更多史跡的完美表達盡一份力量。